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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家村，位于阎良城区西约3.5公里处。北、东、南分别与龙游村、郑家村、聚宝村、慕郑村相连，西北部与三原县为邻。关中环线从村中横穿而过，土地平坦，交通方便。村委会设在谭家村七组。
一、村组概述
谭家村是阎良区第一大自然村，现有村民小组11个。至2010年底，有村民1045户，3788人。土地面积4.5平方公里，其中耕地5000亩。
谭家村的地形像个簸箕，东、北、西三面高，南面低。1961年下暴雨，谭家村被淹。解放前有“塬上上粪，谭家堡子扎囤”之说。村中老秀才李知经说：“谭家堡子是个‘落凤穴’，南为首，中为颈，北为腹，滩为尾，窑为趾。”意思是说，谭家村居民点像个落地斜卧的凤凰，南堡子(现9、10、11村民组)是凤凰的头，南北堡子之间的夹庄(现8组)是凤凰的颈，北堡子是凤凰的腹，张家滩(现1组部分)是凤凰的尾，北边的郭家窑(现5组部分)是凤凰的脚。
谭家村的村民，绝大部分是山东高密、昌邑移民的后裔。山东高密县谭家营谭三木匠(谭清俊，原名谭际俊)举家三十余口于1897年来陕，次年在此建房定居。以后迁来的也以姓谭的居多，因此村名为“谭家堡子”。谭家堡子分南堡子和北堡子，南堡子又叫仁和村，北堡子又叫中和村。
山东移民秉承了山东人憨厚耿直、勤劳俭朴的传统，到谭家堡子以后，大部分人先住 “半地屋”(就地挖深一米多，地上筑墙三尺余，上施木椽，苫草为房)，后住草房。前期移民全靠扛长工、打短工、纺织、吊挂面等维持生活。经过长期辛劳，省吃俭用，逐渐有所积蓄，始购田产，安家立业。
谭家村的村民里还有部分湖北人，他们来陕的时间可能比山东人还要早一些，有人说是捻军入陕时遗留下来的，也有人说是从湖北经过商洛、镇安逐渐迁入的。这些湖北人住在村外，西有张家滩、陈家窑，北有郭家窑。
抗日战争期间，河北、河南相继沦陷，少数河南人来村居住。谭家村的河南人有两部分，一部分是河南洛阳一带偃师等县人，他们多以木工、建筑等手艺来陕谋生；另一部分是原河北省后来划归河南省的南乐县人，他们多是以吊粉条的手艺来陕谋生的。河南人散居于村中。这些湖北、河南移民的后人，都和谭家堡子的其他山东移民一样，说山东话。
谭家村在清末民初，归临潼县相恭里管辖。1934年实行保甲制，谭家村属阎良镇第五保。1949年5月解放后，第五保改为阎良区第五乡，乡下设行政村，谭家村有5个行政村。1950年4月阎良区改为临潼县第九区，五乡改为中和乡，也称七乡。1956年区划调整，中和乡与聚合乡、阎良乡合并成立阎良乡。当年实现高级农业合作社，谭家村与相邻的郑家村及官刘村的吕家、 三义为一个高级社，即民兴高级社，下设九个生产队，其中谭家村设第二至第六生产队。1958年成立阎良大公社时，民兴高级社改为民兴大队，归阎良管区管辖。1961年划小基本核算单位，该村由阎良公社管辖。民兴大队将吕家、三义划归官刘大队，下余的分为中和大队(后改为谭家大队)和郑家大队。1963年，谭家大队又划分为谭东、谭西和谭南三个大队，生产队也由5个划小为11个。1968年，谭家的三个大队又合并为谭家大队，第九、十、十一生产队合并为第九生产队。1979年九队又重新分为三个生产队。分队前，九队共有783人，分开后，九队273人，十队246人，十一队264人。1984年3月，谭家公社改为振兴乡，谭家大队改为村，设党支部、村民委员会，下辖11个村民小组。1987年8月随振兴乡划归西安市阎良区管辖至今。
谭家村姓氏众多，除谭、孙、张三个主要姓氏以外，还有刘、李、王、高、范、毕、石、曹等数十个。现择其要者分述于下：
谭姓分为三支。1898年谭清俊率家人自山东高密谭家营来陕，其后人主要分布于本村三、六、七、十、十一组；谭京伦支系居住于二、七组；谭正信支系居住于四、八组。
孙姓分两个谱系。十一组孙姓系1898年同谭清俊一起来陕，原籍山东昌邑七里兰；其余孙姓主要居住于二、三、四、七组，系清末自山东昌邑孙家上疃迁来。
张姓有四个谱系，均系清末自山东迁来。其中张述伦一支住一组，张聿贵一支住七组，张广文一支住六组，三支均来自山东高密羊羚乡张家村；张好志一支住三、七、八、九组，辈分排序为“宗、好、来、泽、久”，来自山东昌邑县南高阳街。
李姓分三支。七组李姓系1909年李知经携家小从山东昌邑北孟镇东角兰村迁来；十一组李姓系1900年李传薪等自山东青州益都县大王堂村迁来；二、三、八组李姓从山东莱芜县迁来。
刘姓1909年迁来。其中九组刘振邦、十一组刘振东一支来自山东昌邑北孟镇小南孟村；刘增利一支来自李各庄。两支均与乾隆年间著名宰相刘墉同宗，刘墉系第八世，谭家村的“振”字辈是第十八世。
高姓，1908年高治勋、高步勋等携家人自山东昌邑太保庄北七里兰村迁来，居住于十、十一组。
范姓，1906年自山东昌邑李家井迁来，另一支来自昌邑范家丘，居住于本村八、十组。
王姓，1898年自山东昌邑曹戈庄迁来，居住十一组；
曹姓清末自山东昌邑曹戈庄迁来，居住于五、六、八、十组。
毕姓，1907年毕万全等携家人自山东昌邑北孟镇角兰村迁来，主要居住于五组。
石姓，1900年自山东高密谭家营迁来，居住于六组。
二、特色介绍
【民国时期的织布业】谭家村在解放前是周围有名的富裕村，当时有一首民谣：“穷蒲家，富官路，不穷不富淄川堡(即今天的郑家村)，凤凰岭，出财主，西北银行谭家堡。”周围的人都知道，谭家堡是靠织大机布致富的。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南京、广州、武汉等地区生产的布匹运不到西北来。当时，民众穿衣需要布匹，抗日军队也需要布匹，再加上国民党对陕北边区的封锁，物资极其匮乏。谭家堡离陕北不远，又适逢咸铜铁路通车经过阎良，再加山东人勤学思变，思想比较开放，大机织布在该村逐步发展了起来。1 9 3 0年，张宗启讨账要回一部铁织布机的散件，后来给了张继修。张继修经过多次反复试验，终于复原了这台铁织布机，并试织成功。为了解决陕北边区的穿衣问题，当时管泾惠渠的王子龙鼓动谭德道从西安德记机器制造厂购进先进的大织布机，开始自织自卖。同时购进大织布机的还有曹占元等多人。那时土纺棉纱不足，就到西安等地购进洋纱，用洋纱线作经线，手工纺的线作纬线，织成白平布。后来发展成经线纬线全部用机纺纱。用机纺线作经纬线织出的白平布，幅宽二尺八寸，每张机子一天可以织一疋(10丈)多。每疋布赚钱大约折小麦5斗。在他们的带领下，谭家村几乎每户都购买了这种先进的织布机，一般家庭都有一至三台，大的户有三至五台，个别大户如谭德道、谭正信、孙和祥、曹占元等则有15～20台。最盛时期全村120多户，有织布机370余台。另外曹占元在三原还有50多台，谭德道在西安有30多台，范邦太在西安有50多台，孙刚在三原有40多台。
随着织布机器和户数的增加，需要大量的棉纱作原料。以每台每天需要10斤棉纱计算，全村370台布机每天要消耗棉纱近两吨。这些棉纱的来源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大部分织布大户都和当时的军需局签订有合同，由军需局供给棉纱作原料，织成军用布后由军需局收购；二是织布户在阎良、大程的纱市购买由西安大华纱厂、蔡家坡申新纱厂、咸阳黄鹤楼纱厂的洋纱，或者购买一些当地农民手工纺成的土纱。
要常年织布，就要有专人出外卖布、买纱、买颜料和其它用品。这样以来，织布不仅需要一定的资金，更需要大量的人力。由于用工很多，织布时都是全家人上阵，参与劳作，连老人和儿童也要从事辅助工作。人手不够，就要雇请帮工，雇一名帮工每年要付七八石麦子的工钱。据估算，当时全村约雇请帮工300人左右。
布匹的销路主要有三条：一是按照与军需局签订的供需合同，将生产的军布交给军需局，领取加工费；二是一些织布大户在西安等地坐庄销售，当时西安的通济坊、民乐园都有谭家村人设的布庄；三是大部分织户生产出的布匹逢集时在阎良、大程两镇的布市上销售，顺便从纱市上买回棉纱。由于棉纱和布匹的交易日益兴旺，阎良的纱布市也由原来每旬两个集增加到四个，大程镇也由原来的一、六日逢会改为三、六、九逢会。这样，阎良、大程两个各距谭家村三四公里的集镇，每十天就有七个集会日可以进行棉纱和布匹的交易。
当时阎良镇有火车站，可以运输在阎良交易的棉纱布匹。为了解决大程镇的纱、布运输，咸铜铁路专门在距谭家村较近的官刘村设立了大程车站，谭家村人称为“小站”。
为了支援陕北边区的抗日斗争，1943年，和陕北边区有联系的王子龙动员谭家村的曹占元、谭德道、孙和祥等从西安大华纱厂买出17件棉纱(每件40捆，每捆8斤)，加上他们生产的布匹，价值数万元，从西安火车站起运，直达铜川黄堡，然后转运陕北。
日本投降前后，是谭家村织布业最鼎盛的时期。当时一走进谭家堡，到处都是一片织机声，就像进入一个宏大的织布车间，男女老少没有闲人。阎良有名的“牛刀客”张明轩来谭家村看了以后回去给村子里的人讲：“你看人家谭家堡子一片机子响，老的少的都有活干，像个过日子的样子。咱这里吃不好穿不好赶不上人家，净是懒毛病。成天尻子挨席面朝天，抽烟赌钱谝闲传，就是不想干活，穷死活该!”
随着织布等手工业的发展，家庭收入的增加，谭家村民对农业的投入也在逐步加大。首先是置买田产。这个时候谭家堡子周围的土地价已经升值很高，一亩地要十石小麦。近处买不到，就到别处买。当时北到富平，南到阎良的北屯、临潼的徐杨，西到三原的大程，都有谭家村的地，远的达数十里外。其次是购买大牲畜。老牛发展成骡马，特别以骡子为主，一户多的有五六头骡子，一般的是两骡一牛一套车。解放宝鸡的时候，谭家村支前，一次出动三匹骡子拉的大车28辆，共84头骡子。这个时候耕地都是双套犁，翻耕层深，地面平整。一般每年翻耕三次，以求保墒。再次是注意积沤肥，大部分户都养了猪，家家都有沤肥坑。村里当时有十几户粉坊，养猪更多。施肥时，一大车肥不挪地方，前后扒在地里，再向周围撒开。谭家堡子村民保持了山东人勤劳的特色，早上天不明男人就起来套犁，女人起来做饭，八九点钟左右送饭到地里吃。周围村子里的人都知道谭家堡子早饭吃得早。由于精耕细作，深翻施肥，谭家堡子的庄稼长得特别好。叫麦客割麦，不敢说是谭家堡子的。一听说是谭家堡子的，麦客都不敢来，周围的麦客都知道谭家堡子的麦子长得特别好，苗密秆粗，有的旋窝倒，既费力又割得慢。叫麦客时只得说是阎良以西的，或大程东边的。麦客到地里一看，不下镰就要走，只得再加工钱，一般都得高出市价的一倍到三倍。据说孙智忠家的二亩场面有年打小麦近1000斤。那个时候都是旱地，这样的产量已经相当不错了。
由于织布业的发展，村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带动了村内其它各业也发展起来。这个当时100多户的村子里就有小卖铺、粉坊、豆腐坊等数十家。杀牛的焦彦德每天杀两头牛都不够卖。还有专门杀猪供应村民的，李京城家杀猪，人称“架子上”，这个称呼一直流传至今。
解放以后，村民把更多的精力投向了农业，谭家村的织布户逐渐减少，织布机也退出人们的视野。大炼钢铁时，所有铁织布机全部交公炼铁，自此，铁织布机在谭家村杳无踪迹。三年困难时期，谭家村人生活陷入困境。为了解决生活的困难，人们重操旧业，又把多年未用的小木机安装起来，白天出工，晚上纺线，然后加夜班织成小土布，用自行车驮到北山，换回粮食以救急。这是谭家村织布业的第二次兴盛，但与上次已经无法相比了。
【榨油业】自1962年起，谭家村开始恢复经营工副业的传统，1965年后，各个生产队都开设了油坊。当时农村都有棉花种植任务，这些油坊以加工棉籽油为主。一开始是传统的榨油方式，后来有了直接将棉籽榨成油的机器，先把棉籽剥壳，除去棉籽表面的绒毛，然后就进机器压榨。群众把这种榨油方法叫作“生拔毛”。由于这种油中含有棉酚，食用后会中毒。后来改进了生产工序，给“生拔毛”的油中加入火碱，经过提炼除去棉酚，就可以安全食用了。
榨油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是谭家村的支柱副业，各生产队都派人出外广揽棉籽拉回榨油，远涉方圆近百里。一方面榨油可以收取加工费，这是当时生产队主要的副业收入；另一方面榨油后的油渣又是很好的肥料和饲料。那时候，社员吃油都有严格的指标控制：棉花种植面积达到总耕地面积的30%，而且亩产达到50斤以上的生产队每人每年允许分配二斤油；只达到一个指标的，每人每年吃油一斤半；两个指标均未达到的，每人每年吃油一斤。谭家村由于有油坊，付完对方油后多少还有些剩余，村民吃油的标准往往要高于附近的村子。
【服装业】1980年，杨斌根据自己的特长和对市场的把握，试办服装厂，后定名为时新服装厂。1982年，吴秀云成立了新颖服装厂。改革开放后解放了生产力，农村有大量妇女忙完农活后无事可做，急需寻求打工以增加收入，服装厂刚好适应了这种需要，接收和安排了大量剩余劳动力。起初生产的服装，主要在周边国营商店代销，后来发到西安等地代销。1984年以后，随着康复路批发业的兴起，谭家的服装开始在康复路直接设摊销售。
加工销售服装的生意非常辛苦。每天早晨五点钟左右，要把衣服运到公路边上，装到公共汽车上，跟车到西安，再用人力车运到康复路，在露天市场批发。下午，还要到文艺路市场买好布料、配件等物品后，再坐车返回。晚上，既要检查、熨烫、装袋、打包新加工的成品，还要安排第二天的活路，一般都要忙到深夜。常年周而复始，超负荷劳作，一般人很难承受。就这样，谭家人以自己的吃苦精神和聪明才智，终于在康复路站稳了脚跟，打开了销路，占有了市场。一家又一家的服装厂迅速发展起来，很快成为谭家村的支柱产业。至2000年前后，全村已有服装厂十数家，从业人员千人以上。
随着服装产业的发展，生产条件和加工能力也在不断改变，服装厂都购买了先进的电动缝纫机。这种缝纫机速度快，做成的衣服平整漂亮，针码标准统一。后来各家服装厂又都买了汽车，再不用等车拉货。每天早晨自己开车拉货去西安，下午拉回第二天所需的材料。后来谭家人在康复路上也拥有了自己的门面、柜台和摊位。
与服装配套的加工产业也随之发展起来，各种单色及套色的印花在村内即可完成。2000年前后，别处还很少见到的电脑绣花机及制版系统进入谭家，最多的时候达20多台。这种绣花机速度快，所绣花型标准漂亮，每台机子每天可加工数百件，大大提高了服装的质量和产量。
谭家服装生产的特点是紧盯市场需要，反应迅速，产量高。谭家服装厂的生产者发现市场流行的式样后，只需要一两天的时间，就会组织加工出大批这种式样的服装推向市场。日生产能力可达两万件以上。目前生产的品牌多达10余种。服装的销售渠道也日益畅通，呼和浩特、兰州、济南、侯马等地，都有专门批发谭家服装的店铺，有的还远销到过俄罗斯。在康复路，陕西当地能与外地服装制作加工业抗衡的企业为数不多，谭家服装就是其中之一，而且多年不败。
服装产业的发展，吸引和接纳了本村及周边的大量农村劳动力，还带动了一批直接或间接为服装服务的产业。最多的一年，这些服装厂总共支付工人工费近千万元。服装厂也从中受益，逐步发展壮大。
这些服装加工户致富后，还积极投入公益事业，积极捐款修路、建校、扶助贫困家庭、安排困难户就业。服装厂老板杨斌被选为西安市第十二届人大代表，吴秀云则为多届阎良区政协委员。
2000年，西安电视台《关注》栏目对谭家的服装生产做了跟踪报导。同年，西安市市长冯煦初专门到谭家视察服装业的发展状况，推动了谭家服装生产的进一步发展。
三、文物古迹
【古城堡】民国初年，渭北悍匪横行，骚扰乡里，为了保卫村民安全，北堡子以谭清俊、张宗启、张宗善、张宗杰等为主，南堡子以王明德、孙学敏为主，组织村民于1917年修筑城墙。修筑城墙按人口和地亩摊工，不能出工的出钱雇人，阎良东面的山东村子刘家村、金佛寺都曾有人来此做过工。
谭家堡子的城墙高5米，上宽约3米，底宽5米左右，周边总长数千米，主要以黄土堆积夯打而成。据老人回忆，修城墙时就地挖土，用人工把土堆积到需要的部位，然后用人踩，牲口踏，牛拉碌碡碾，用木椽打边。随着城墙的增高，把土运到城上日益困难。村民们就伐木做梯，往上送土的时候一手扶梯，另一手提着装满土的筐子攀援而上，每日往复无数次。据说到后来竟举重若轻，人们上下梯子行走如飞，如履平地，百斤土筐轻而易举便可运到城上。
对于一个当时仅有七十户左右的村子来说，完全由人工修筑如此规模的城墙，堪比愚公移山。耗时三年，城墙修竣。北堡子的城墙较大，东西长约700米，南北宽约300米，上面可通行，有女墙。下有东西城门各一座，筑有门楼，安装木制大门。城墙外有宽4米，深2米的城壕。南堡子的城墙较小，东西长约200米，南北宽约150米，有南北城门各一座。城墙修好后，晚上在固定时间关闭城门，轮流打更巡夜，值班看护。谭家堡的城墙1958年前后拆除，作肥上田。
【李知经家书】 这是山东移民来陕的一件重要文物，对研究当时阎良的行市、农业、教育提供了宝贵资料。李知经，字蕴真，为邑庠生。李的先世是陇西人，后迁到山东高密县新庄。金末又迁至山东昌邑之角兰村。1909年春，李知经携妻小迁居阎良镇谭家堡，同年五月初二给家里写信报了平安。到了秋季，李知经又给母亲写了这封信，告知家人他在这里的生活情况，表达了他对亲人的思念。此信当时已请别人捎回老家。解放后，山东的亲属又将该信寄回，由李善光收藏至今。信为黄麻纸，全文626字，用毛笔书写，字迹工整。
四、教育简史
谭家村村民历来十分重视教育，家里再穷也要坚持供孩子上学读书。1909年，老秀才李知经、李象环父子在村里教授学生14名。 民国初年，这个当时仅有七十户的村子里，就有5名大学生、12名中学生、数十名小学生。1924年村里办起了“荆南小学”，1929年因旱灾停办。1939年，谭德道捐地6亩，办起“五保第一国民学校”。1947年，张觉民、李家松、高发堂将原保学办成完全小学，原校改名为“阎良镇第三中心国民学校”。当时有5个班，学生110人，教员5名。北堡子信奉安息会的信徒后来还办有一所高级小学，有学生50多名，教员3名。解放后，第三中心国民学校改名为“阎良区第二完全小学”。谭家公社与阎良公社分开以后，该校成为谭家公社中心小学，1984年改为振兴乡中心小学。1995年底，有12个教学班，教职员工28人，学生457人。1997年，校舍下陷，已不可用，村上筹划重建，第二年新校建成。除新建教学楼外，还对门楼、地面、围墙等全面整修，校园环境大为改观。现有学生364名，教职工48名。
五、本村人物
李传芳(1882～1950) 字仁先，谭家村十一组人。幼时家境贫寒，兄弟六人，家中养活不起，他被财主家用两斗糠换去。他16岁时回家，再次上学读书。因聪明勤奋学习成绩突出，被英籍教师看中扶持他继续上学。山东齐鲁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后来又在西安“三秦公学”教学。其学生有武伯伦、王福成等。三秦公学因培养革命学生被查封后，他又在华县咸林高级中学教理化和数学。1929年任青海省乐都县中学校长。1939年回咸林高中教学。以后又在三原县大程镇福音村崇美中学教学。1950年病故。
范文道(1898～1925) 谭家村十组人。幼时家贫，靠家人纺线织布供他上学。上海复旦大学毕业。曾在广东农民 运动讲习所、广东韶关讲武堂学习。回陕后，在家乡创办“荆南小学”，实行新式教育，组织农会，播撒革命火种。他利用学校和农会，积极实行妇女放脚、禁烟禁赌等十四件事。1924年，组织农民 运动，烧了栎阳镇的北门。官府派人缉捕他，他逃到福音村崇美中学教学，继续进行革命活动。他的学生有武伯伦、刘美清、王福全、李树芳等，这些人以后都参加了革命工作。后来执政当局杨汉臣监视他的行动。范文道对杨的卫兵进行革命教育后，卫兵思想转变，杀死了杨汉臣。当局以为是进步学生杀的，抓了几个进步学生严刑拷打。卫兵不忍心学生被拷打，挺身而出说人是他杀的，一人做事一人当，不要冤枉学生。结果当局放了学生，卫兵被杀。范文道看到自已经暴露，遂找到许权中参加了刘文伯的队伍，担任排长、副团长等职。1925年范被暗杀，年仅28岁，崇美中学二三百名学生为他送葬。
谭肇明 原名谭正道，生于1900年，谭家村四组人。早年就读于上海美立三育中学。1922年考入上海大学专门部数学科，两年后肄业。1924年经于右任介绍入黄埔军校，系黄埔军校第一期第三队学生。毕业后，在陈炯明兵变时任孙中山的侍卫，深得孙的赏识，后遭他人暗杀。谭的二儿子谭文明1939年从陕北边区回来，给当时的临潼县县长张锋伯当侍卫，实为我党地下交通员。解放新疆时任解放军某部骑兵团政委。
王福成（1896～1960） 字子美，谭家村十一组人。自幼父母双亡，其叔父王孝顺靠卖豆腐供他上学。他从渭北中学(今三原三中)毕业后，在大荔师范教学。宋哲元任陕西省主席时，王任省民政厅处长。后在杨虎城部任幕僚。张锋伯任临潼县县长时，王福成任副县长，后又在三原、耀县、兴平等县任要职。任职期间政治开明，救过不少革命同志。张锋伯被捕后，王福成通过亲戚关系找到时任二战区司令的刘峙，刘设法释放了张锋伯。王福成的女儿王爱兰是我党地下党员，因从事革命活动与麻老九(麻振武)的女儿麻兆瑞同时被捕，遭受酷刑。王福成通过亲戚关系找到邓宝珊说情，二女获释。解放后，王福成曾任西北橡胶厂厂长。1960年因患癌症病逝，时年64岁。
王福全(1909～?) 谭家村十一组人。西安程德中学(后改为中山中学、省立二中)毕业后，参加冯玉祥的部队。冯军到河南后，负责修豫陕公路。当时正值大旱，农民生活无靠，王动员谭家村的村民去参加修路，以解决家庭吃饭困难。冯军在河南失利后，王随余部到青海，在省交通厅任科长。后回陕参加了杨虎城的部队。杨为了培养人才，选送王福全、刘美清等到日本留学。1931年回国，王在齐鲁大学任教，继续从事革命活动。是年清明节前后，王与俩人正秘密开会，当时的山东省主席韩复榘闻讯后派人抓捕，三人＊＊逃生。其中一人叫张文华（一说是张文彩），后来逃到苏联，在一工厂任党委书记。此人1957年还回过一次家。但王福全从此音信全无。
谭来信(1915～?) 学名谭维伦，谭家村人。十四岁参加革命，后去了陕北边区。解放后，在张掖一机械厂任党委书记(省级)。1978年阎良机械厂曾到该厂采购机床，谭维伦听说是阎良来的，即亲切询问阎良和谭家村的近况。当听说谭家村人王福寿其时系阎良机械厂副厂长时，招待更为热情，并亲自帮助挑选机床，包装好后，派人免费用汽车把机床送到阎良。
张来恭(1923年～?) 谭家村七组人。1943年在西安南郊兴国中学读书时，参加“青年远征军”，后至印度雷多，接受汽车驾驶训练，为抗战运输物资。他是谭家村第一个汽车驾驶员。抗战胜利后，张在陕西武功农学院上学期间参加了我党的地下工作。当时他的同学有榆林的赵学用、泾阳的郭永堂、合阳的贺同财，三人经常在他家住，以完成秘密任务。1948年冬至1949年夏，有两个同学，一个叫黄震，一个叫阚韻青，住他家数月，对外称是找工作，实际是静候关中解放，去陕北延安述职。1949年冬，张来恭调西北军政委员会公安部工作，后调到兰州公安厅。
张来文(1915～2001)，张来恭的大哥。早年在小学任教。凭着自身的悟性和刻苦努力，在其舅父的引导下，坚持自学中医，擅长接骨及妇科。1958年前后，在本村行医，后转至阎良街道医院，1969年为谭家公社医生。1983年临潼县职称改革，定为中医内科医师。凡有小儿脱臼等上门求医者，张来文推拿立即见效，概不收费。退休后，有上门求医者，总是态度和蔼认真，望闻问切，一丝不苟，开方按摩，不收分文。因其造福乡里，获得众口一词的称赞。他是临潼县多届政协委员，曾获临潼县名老中医称号。
王道生(1905～1983) 谭家村十一组人。早年从事教会活动，系牧师。1946年美国特使马歇尔来华调停，在陕西省基督教青年会演讲，王任翻译，反应极其迅速，译文准确生动，深得赞赏，轰动一时。解放后任陕西省基督教大会执行主席。1950年，参加“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三自宣言)活动， 是最早签名者之一。1952年参加了土地改革运动，为陕南工作组成员。1958年，王任陕西省与西安市联合的西安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秘书长。1962年西安基督教第二次会议举行，王道生任副主席兼秘书长，实际主持整个陕西省的基督教工作与活动。“文革”中，教会停办，王道生被遣返回村，遭受迫害。1979年恢复宗教信仰自由后重新从事三自爱国会工作，及时推荐新人走上领导岗位。王道生自担任陕西省第一届政协委员以来，多届连任，直至1983年去世。
高明智（1915～1998） 女，谭家村十组人。性格豪爽，思想进步，1936年三原南郊中学毕业。在学校时即表现出较高的体育天赋。毕业后被有关方面争相录用，作为队员参加体育竞赛。曾参加过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国内的多项主要体育赛事。当时要求参加的运动员最多只能参赛三个项目，她每次参赛均报三个项目，且多次获得第一，是当时国内著名的女运动员之一。
解放后，在武汉第一师范学校任教，1958年调至北京，任国家体委体育馆青少年体育运动学校教练，为我国田径运动事业培养了大批后备力量。其夫郭德观（1905～1986）， 印尼归国华侨。他是中国网球事业奠基人之一，亲手培养了一批教练员和运动员，并先后参与创办了新中国第一个游泳队、第一个乒乓球队、第一个羽毛球队。1983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运动荣誉奖章”。曾任中华体育联合会副主席。
谭德道（1912～1975） 谭家村六组人，谭清俊之孙。早年学医，1934年到河南郾城教会疗养院工作。1938年返乡后，开设西医诊所，最早引进使用青霉素，救治了许多危重病人。他最早使用铁机织布，并带动了本村及周边织布业的发展。1940年，谭德道捐出油坊地6亩，后又捐房3间，兴建村办小学。1943年，他联络其他村民，从西安大华纱厂买出17件棉纱5000多斤，加上他们生产的布匹，价值数万元，几经周转，运到陕北，有力地支援了抗日战争。1949年春节前后，国民党九十军六十一师驻扎在本村，欲戕害无辜村民谭景山，全赖谭德道从中周旋，方才了事。解放后，谭德道举家迁至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以精湛的医术，救治了大量的藏汉民众。基督教友为其做联曰：掩护革命献产育才故乡长志豪义士，传承主爱悬壶济世异域盛赞好门巴（门巴是藏语医生的意思）。2011年清明，德道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暨亡灵安葬仪式在谭家村举行，谭德道终于落叶归根，魂归故里。
李家松 中共党员，祖籍山东省昌邑县北孟镇东角兰村，1924年3月3日生于今阎良区振兴街道办谭家村七组。三岁丧父，由母亲赵氏抚养长 大。1946年毕业于富平师范。1949年5月参加革命，任谭家乡文书、副乡长等职，负责收缴武器、支前、建立新政权等工作。后任临潼县阎良区政府青年干事、区人民合作社主任。1952年起先后在临潼、渭南、白水等县的供销、财贸、粮食、税务等部门任股长、副主任、书记、县委常委、局长等职。
在三年困难时期，他坚持实事求是，积极保护人民群众利益。1960年，他任蒲城县白水大公社书记时，退回过头粮一百多万斤，保证了群众的基本生活。1961年，针对冯雷大队出现的浮肿病，他率先解散食堂，分粮到户，同时成立营养灶，使该队群众生活得到基本保障。他积极支持发展苹果产业，为后来白水县成为全国的苹果大县打下了一定基础。1961年，恢复县制时，他力主保留老虎沟煤矿，增加了白水县的财政收入。和蒲城分县时，他向上级力陈白水的地理水利条件，将白水县的公粮减少了七十多万斤，减轻了农民负担。1964年下半年，他受命清查白水县一些干部多领工资的问题，遭到了疯狂的打击报复，被定为混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在全县范围内被批斗，后被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工资降二级，交群众监督劳动改造。 “文革”期间，李遭到了殴打、挂牌游街、关牛棚等人身迫害，后死里逃生。1976年5月，他的冤案最终得以彻底平反，恢复了党籍、职务、工资，出任白水县凉水泉煤矿书记兼主任。1979年调任白水县税务局局长后，创新工作，培植税源，年年超额完成任务，税务局连续三年被评为全县财贸系统第一名。他一生爱党爱国、坚持真理、勤政为民、廉洁奉公，深受人民群众的爱戴，被誉为“有骨气、有胆识、解民情”的好领导。1982年离休，2009年6月29日在阎良病逝，归葬故里。
张继修(1890～1945) 生于山东省高密县张家村，1911年随父母一家九口来陕，落居谭家村，现属谭家六组。早年读过一年私塾，聪慧善思而又敢于仗义执言。因其身高两米有余，人称“张大个子”。1929年，关中大旱，来陕的山东移民纷纷拖儿带女返回老家。行至河南开封，大批灾民聚集在火车站，要求当局派火车拉运灾民回家。连等八天没有音信，车站路警与灾民发生冲突，打伤了灾民，酿成事端。张继修挺身而出，组织灾民卧轨抗议，顿时铁路上卧满了黑压压的灾民。然后，他与铁路官方谈判，铁路方面最终派车拉运灾民回乡，他负责组织有序上车，不漏掉一个灾民。
1930年，有人讨账要回一套铁织布机散件，因无法安装使用送给了张继修。张继修刻苦钻研，自制配件，经过多次试验，终于把这台先进的织布机复原安装，并成功使用，由此带动了该村织布业的迅速发展。1945年因医生误诊去世，终年56岁。
李维灵 原名仲平，生于1924年，民革党员，谭家村四组人。1941年至1944年任亚伟速记专科学校函授部主任、中国儿童保健会秘书。1945年至1949年任国民党青年军207师速记员、上海亚伟速记专科学校教务主任、中国速记学会常务理事。1949年至1961年任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干部、重庆建筑工程学院教务秘书。1961年回生产队劳动。1979年恢复公职后在华清中学、雨金中学任教，后到县地方志办公室工作。1984年1月至1990年4月任临潼县政协第四、第五、第六届委员会副主席。
李维三 1928年出生，谭家村十一组人，香港三育学院和中国书画函授大学国画专业及人物画研究进修班毕业，曾任西安冷冻机厂副总工程师及厂空调冰箱公司总工程师。
退休后致力于以“丹青颂主爱”为主题的基督教绘画工作，创作了逾千幅国画及插图画，被国内外书、刊、挂历、年历单、圣诞卡等采用刊登。现为中国爱德基督教艺术中心顾问，亚洲基督教艺术协会会员。
高敏 1938年出生，女，原名高桂苓，谭家村十组人。1956年秋被保送至西北工学院纺织系读书，为谭家村建国后第一名女大学生。1957年转入西安交通大学，1960年毕业。1960年秋到陕西工业大学纺织系任教，1965年秋调入中央纺织工业部科技司任职。1979年后在纺织工业部教育司先后任高级工程师、副处长、处长、教育司副司长。1998年退休后任中国纺织教育学会副会长。高敏曾多次组织为家乡小学捐款。
孙惠（1948～2008）谭家村二组人，西安话剧团编剧，笔名王真。主要作品有电视连续剧《大秦腔》、《午夜到黎明》、《呼啸山乡》、《号角》等。他创作的小品《张三其人》，由严顺开主演，参加1993年央视春节联欢晚会。话剧《郭双印连他乡党》获第八届中国艺术节“文华奖”。2008年12月7日病逝。
焦瑞霞 女，中共党员，1943年出生于谭家村五组。国家一级演员，陕西省秦腔研究会副会长、省戏剧家协会常务理事，1983年加入中国剧协。1957年进入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学艺，主工旦角。录制的光盘、磁带、唱片有《杏花村》、《蝶恋花》、《张连卖布》、《花亭会》、《新十八扯》、《隔门贤》等。发表的论文有《用道具刻画人物》、《掌握角色基调，准确表现人物》、《三个“恨”字三种唱法》等数篇，并且出版有《艺海五十春》论文集。
刘振国 谭家村九组人。曾任庆阳军分区副司令员。
高莹 1960年出生，女，谭家村十组人。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1977级编采系毕业，先留校任教，后任中国体育报记者。采访过亚运会、奥运会、世界杯等，系中国采访世界杯女记者第一人。先后任中国体育报星期刊部副主任、中国足球报副主任、东方时报副总编、千龙新闻网新闻中心副总编、FIFA国际足联网站特约编辑。2001年移居加拿大。现任美国“我的地球村有限公司”总经理。
六、民俗文化
【社火】 抗战时，随着织布业的发展，谭家人文化生活也开始活跃起来，每年农闲时间，村里都会组织社火队。社火的内容有耍狮子、舞龙灯、跑走马、撑旱船、踩高跷等。社火表演时，转灯围场照明，锣鼓不断助威，走马铜铃响亮，内容丰富，场面热烈，充分表达了村民丰收后的喜悦和祈求平安发财的愿望。社火不仅在本村演出，还应邀到金佛寺、三合、聚和、宝和、徐杨等地演出。演出阵容庞大，一般多达百人左右。解放前后，村里又组织起了业余剧团，演出秦腔、眉户、碗碗腔，还有跳舞、唱歌等节目。现在省戏曲研究院一级演员焦瑞霞，就是因为在村业余剧团表演成绩突出，而被选拔进入省戏曲研究院的。
【建筑】 初来陕的山东移民建房时多用板打土墙，或用土坯砌墙。山东移民用土筑墙时均用木板做边挡土，而当地人打墙则用木椽做边。山东土坯较当地土坯大得多，长一尺二寸至一尺四寸，宽六寸。屋墙筑好后，上用三至五根木料做檩，再用蒿草、麻杆或高粱秆等做房笆，上面覆以麦草，即成“拱脊草房”。移民多睡“连锅炕”，炕与锅灶相连，用烧锅余热取暖，锅灶与炕之间大都有隔墙。屋安木楞窗，每间约八九平方米，一般一明两暗，暗间住人，明间称“当门”，前门称“过道"，院子称“天井”。此种草房花费很少，冬暖夏凉。后来条件改善，房檐用瓦，伸出屋墙一尺余，以使檐水远离房屋地基。房檐瓦八至十数排不等，因其有防风防火作用，称“风火檐”，也有称 “金镶玉”的。
【民俗】
1、守岁拜年：除夕晚上不睡觉，谓之“守岁”。大年初一必逐户拜年，给老人磕头。本族之中，无论相隔多远，初一必给老人拜年，一人不落。有居住相隔数十里者，往往初一凌晨三四点就要出动，赶天亮拜完。过年也要蒸年糕，吃年夜饭，年前要“蒸饽饽”。饽饽是山东人特有的吃食，蒸前要反复揉饧多次，加工极为细致。饽饽成品白似雪，软如绵，热吃可揭层，凉吃面如栗，是过年招待客人的必备食品。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现在春节已经很少有人制作。
2、清明祭祖：谭家村人清明祭祖大多是在清明节的前一天下午，无论老少，成群结队去祖坟扫墓添土，祭拜先祖。清明节早饭均是山东单饼卷鸡蛋。此种饼不同于人们熟知的山东煎饼，而是细麦面和面，用擀面杖擀成极薄的直径一尺左右的圆形面饼，在鏊子上烙熟。烙这种饼用麦秸草烧火，不时翻动，烙熟的饼不能焦干，要松软柔韧。然后把饼摊开，煮熟的鸡蛋剥皮后放饼上揉碎，加盐末卷成条食用。
【特色吃食】
1、小豆腐：各种野菜焯后剁碎，黄豆泡发后磨浆，不必过滤，连豆渣与剁碎的野菜同煮，熟透后即为小豆腐。也可油炒，或做馅包成包子、饺子。野菜以荠荠毛(小蓟，陕西人称刺蓟菜)为最佳。近年来也有人用萝卜缨、茼蒿、大青菜等加入海鲜和大骨汤制作。现已发展成一种美食。
2、山东豆酱：头年冬天，将黄豆稍加破碎煮熟后发酵，次年春掰碎后加凉开水、调料水后放容器内，室外晾晒，每日搅拌翻动数次。待水分蒸发至一定程度后，捏揉成团状即成。因其形如石榴，内中豆瓣如榴子，故名“酱起榴”。此物香味浓郁，堪称佐餐良品，山东俗语“有酱不理咸菜”即来源于此。酱炒鸡蛋和酱爆茄子都是著名的山东风味小吃。
3、芫荽瘦肉小炒：谭家村独有食品，正宗高密菜。长秆芫荽去叶，切八分长段，瘦肉切片与芫荽下锅同炒，香鲜味美。过去谭家村红白喜事待客必有此菜。现在已不多见。
【信仰】山东人来陕以后，山东青州府基督教信徒曾来此传教。1920年，外国传教士在福音村设立教堂及学校。受此影响，旧时谭家村北堡子居民多信仰天主教，且有天主教堂一座；南堡子多信仰基督教，建有基督教堂一座。解放后，天主教堂曾作乡政府所在地，后为四队油坊，再后拆除。南堡子教堂自社教运动起也作为九队油坊，1979年分队，油坊也拆除。“文革”后落实宗教政策，将教堂原用地及生产队库房五间返还教会。2008年谭家教会组织信徒捐款出工，重建教堂，振兴街办及阎良区周边信徒多在此举行聚会等宗教活动。谭家教会为基督教三自爱国会阎良两委会所辖。
七、其他
【谭家村的枪弹】 民国时期，兵匪不断，乡里不安，为了应付当时的混乱局面，保卫自己的财产和生活的安定，本村各户大都购置有武器。那时候村里有抬枪13支，土枪基本上户户都有，以后还逐渐购置了长短枪和机枪。1949年解放时，这个仅有150多户的村子，上交人民政府短枪120多支、长枪150多支、机枪一挺，连同手榴弹和子弹，总共拉了两大车。由于防守严密，装备精良，人心又齐，在那个战乱不止、悍匪横行的年代，没人敢来谭家堡子骚扰滋事，村子没有发生过被抢被盗的事件。
【村里来了中央调查组】1962年，谭家村有一段不平常的历史。这就是实行红苕包产到户，惊动了中央。中央委派钱俊瑞、罗琼、董边进驻谭家村调查处理。
1958年，全国实现人民公社化后，土地、牲畜等主要生产资料被平调，挂粉、榨油、养猪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而割掉，农业生产力受到极大破坏。谭家村耕地较远，骡马被平调给外村以后，运肥、耕地失去了动力，不少远地变成了几年不施肥的“卫生田”。大家畜和生猪减少后，肥料也没有了来源。“大锅饭”的实行，极大地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再加上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人们普遍吃不饱饭，营养不足，不少人因此而得了浮肿病。为了解决吃饭问题，1962年春季，谭家村农民自发地实行了当时政策并不允许的红苕地包产到户，即每人分二分地栽种红苕，多产多得，少产少得，用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从而解决填饱肚子的问题。
此事不知道怎么被中央知道了。中央随即委派时任中共中央委员、文化部副部长的钱俊瑞、全国妇联第一书记罗琼、书记处书记董边来谭家调查处理，荣国柱负责中央调查组的保卫工作。钱俊瑞兼任临潼县委副书记(其时谭家村归临潼县管辖)，住在阎良的172厂招待所(当时人称小八院)。当时临潼县委为了配合调查，从县级机关抽调干部组成工作组进驻谭家村。工作组每周到阎良向钱部长汇报一次工作情况。
中央调查组来村的缘由、具体工作内容、回京后如何总结汇报以及对中央决策有何影响，绝大多数村民当然不可知情，但从当时的结果来看，无疑是积极的。此事件最后主要做了以下几点处理：
一、由于红苕已经包产到户，尊重原来的决定，还是实行谁种谁收，顶做口粮计算。红苕收获以后土地收归集体，统一耕种。
二、按总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七给每人划分自留地。1959年11月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章程草案》中，允许按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五划作自留地给农民耕种。经过调查后，恢复并扩大了自留地的比例，说明中央在此问题上的有关政策明显有所松动。
三、划小基本核算单位，加强充实基层单位领导力量。谭家村由一个大队分为谭东、谭西、谭南三个大队，由原来的五个生产队划分为十一个生产队。
四、搞好农田基本建设，开展生产自救，主要措施有修渠、打井、拉电、搞副业等七项内容。
由于采取了以上有利于民的措施，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农业生产很快恢复发展，村民的生活水平逐年有所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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