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阅读：44231
- 回复：2
- 发表于：2012/7/5 8:39:01
- 来自：陕西
- 楼主
- 倒序看帖
- 只看该作者
[题记] 假如你是卢安斌，你定会跟老卢一样为村民做事的。然而，现实生活不存在假如，人更不可能复制。跟随下面的脚步，我们一起来走进老卢的心灵……卢安斌，党员，1954年生于阎良区农兴村，小学三年级辍学，后又进大学深造。童年讨过饭，十三岁在砖瓦厂当烧窑工，十六岁在阎良火车站扛大包。开过车，干过建筑，当过包工头儿，救过人，随后命运转机。1993年任西安市阎良区农兴村党支部书记，后又连任八届该村党委书记兼村委会主任至今。他带领村民发展经济奔小康，担任过两届阎良区人大代表，被誉为“陕西省新农村建设功勋人物”。（访谈手记）老卢，方脸，头发有点儿自来卷，敦实的个子，着一身极普通的正装。当后来知道他的人生经历时，不免对面前这个装束简朴的人肃然起敬。内向、沉稳、刚毅的老卢，眉宇间透着一股农家人的朴实与粗犷。做这个访谈录之前，曾和老卢有过一次暂短对话。他说话不紧不慢，声音低沉，显得很有主见且又不乏魄力。真是人如其名——安稳，文武双全。做完这个访谈录，对照农兴村今天的可喜变化，我不由想起毛泽东说过的一句话“正确的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相当长一段时期来，国家始终把建设农村小康作为一项重大任务来抓，并认为农村是我国全面奔小康的难点、重点，同时也是亮点。眼前农兴村的崛起，充分说明了农村不仅可以实现小康，其奔小康的前景也是非常宽广的。但现阎良区七个街道办，八十个行政村，能像农兴村这样村民安居乐业，经济快速提升的还不是很普遍。原因人们可能会列出许多，如村情村貌，地域环境等，但其中重要的一个原因，恐怕还是像毛泽东老人家说的关键在干部了，尤其是在于极个别主要领导身上。我们在对农兴村集中采访时，就听干部和一些村民说，“老卢喜欢为大家办事，办事又公道。”“村上没有人家办不成的事。再难缠的事，只要人家一出面，保险摆得平平的。”村民的口碑，认可了老卢这个领头羊，对他信任，赞许有加，也说明他是个点子多、会办事，有主意的能人。眼前农兴村的崭新景象，无疑是现实对他的最好评价和对村干部业绩的写实。老卢和村委会一班人如何带领村民奔小康的一些具体做法和经验体会，我们在别的文章里均已提到了，本访谈录尽量淡化了对这些具体事例的罗列，着重就老卢这个人物性格的形成和他的一些鲜为人知的个人经历以及他在处理解决农兴村一些重大问题过程中显现出来的那种睿智、果敢、有为的个性特点进行了实录，让读者看到一个不带任何修饰的原本的卢安斌。所以，我们的访谈录尽量还原被访谈人的原话，尽管有些语句读起来可能不那么顺畅。 访谈是在他的办公室做的。老卢坐在对面的沙发里，手里燃着烟，不紧不慢地说着他的故事。 日期：2012年5月8日地点：农兴村村委会卢安斌办公室记者：卢书记，农兴村近几年的发展变化人们有目共睹，至于你们是怎么做的，具体过程细节咱们就不多说了。我觉得，农兴村的今天，已胜过多少次对往事的追忆，也胜过任何语言的赞美。今天就谈你自己，谈你的经历，谈生活中你自认为感兴趣、值得回味的事情，权当是无主题漫聊。这样可能会琐碎一些，没关系，想说啥就说啥，想咋说就咋说，今天下午时间都交给你了，好吧。卢安斌：（思索少顷）我们这个家娃多，姊妹6个，上面一个哥哥，一个姐姐。我是老三，底下有三个妹妹。记者：像你这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出生的人的家庭，孩子普遍较多。因为，那时国家还没实行计划生育。卢安斌：对。我妈妈那时常年有病，家里事等于她没操心，所以我从小在家做饭，早早就不上学了。我父亲身体也不好，又是个反革命（当时是文革时的一个冤案），大部分时间给生产队做义务工，挣不上工分，家里也就分不上粮食。家里穷，吃不饱，我从上小学开始，每到放寒、暑假就要去要饭。那时候要饭，大部分时间在西飞三角地那儿，就是现在华鑫证券交易所那个地方。那里以前是西飞职工食堂，只有在那里能填饱肚子。其实，大部分要下的饭，我是舍不得吃的，都拿回家分给姊妹们。记者：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国家遇上自然灾害，饿肚子的人很多。这是一段令人不愿提说的岁月。卢安斌：大约从八、九岁开始的，要了三年饭。上到小学三年级，我就辍学了，也不再要饭了，就开始干起了农活。记得十三岁时，去了砖瓦厂当烧窑工。十六岁到阎良火车站扛大包。有一个晚上，我们七个人卸了八车皮货。一车皮按五十吨算，一人一晚上卸了近六十吨玉米。卸完货，我浑身像抽了筋，一头倒下去，死一样睡着了，没有梦，啥也不知道了。记者：十六岁的娃娃，跟大人一样干活，扛那么重的大包，可不把人累趴下了！卢安斌：（笑）那时年轻，不管多累，睡一觉啥事都没了。之后，我又进了阎良区综合加工厂，成了车间主任，管七八个人。在厂里打铁，搞电气焊，学开车。1979年去了中航试飞院，当了包工头，当时手下有三四百人。生活水平从那时开始直线上升了，日子好了。 记者：你怎么会当上包工头儿呢？据我所知，当包工头儿，不是谁想当就能当的。没有人际关系，兜兜没有钱，谁会给你活干？卢安斌：是的。说到当包工头，我要说一个人，这个人是原先八所（中航试飞院）的一个领导。没有他的关照，我做梦也当不了包工头儿的。记者：是吗？你们是什么关系，他为什么要把活分给你干呢？卢安斌：其实我俩以前并不认识，只是因了一次奇遇我俩成了挚交，好像在我命运里，老天爷早就安排好了，他是会来帮衬我的。我十六七岁的时候，遇到文化革命，阎良时不时发生武斗。炮轰砖瓦厂那年，一天中午，我到村东头地里割草，那里是一片坟地，人少草多。我听到有人在哼啊哼地喊，就寻声过去，看到有个大胖子躺在一个墓坑里，浑身划着血道道。我想得把人拉上来，又拉不动，咋办？拿镰刀把枣刺削光，不扎手了，递下去，把人拉上来了，然后把他领到家里，这人叫张某。张某在1978年“三结合”以后，主持八所工作。我家太穷了，我就去找他想找个事干。当时我想得很简单，就想开车，但八所有规定，只有正式工才能进所里开车，不是正式工不能进去。八十年代，别说开汽车，就是开拖拉机也是件非常风光的事情。他说我不行，就建议我搞基建什么的。我当时听了很生气，也不管他是多大官，一摔门走了。出了门，气就消了。“他可能也挺忙，顾不上考虑我。”我当时是这么想的。我回来就把找老张的事跟人谝，他们都说包工头儿挺好，还问我老张说的话靠得住不？要是靠得住，你当包工头儿，我们给你一天抽10块钱。这些人都想让我帮忙找活干，但我没去找老张。没过几天，老张来看我，又提到让我干基建的事，我立马说，“那我干！”老张说：“那你明天来找我。”第二天我去找他，他就立即拿起电话，打给当时负责八所基建的人，让他在所里找一些活给我干。我守着电话，等对方回音，不一会儿电话就来了，问我有多少人？我说有七、八十人。那人说行吧，那你过来咱签个协议。放下电话，我赶紧回去找来一帮人，就去签协议。当时我不懂啥叫协议，人家叫咋签，我就咋签。给我的条件是，每天10块钱。1979年那会儿，一天10元，管吃，还给2包烟，很了不起了。从此我就开始搞基建了，活也源源不断。正当我们干得来劲的时候，生活队内部起了矛盾，加上当时社会上一些不良风气，有的人抓住我们没手续，不让干。其中一个是业务队副队长，这人是当时八所房管所所长的亲戚，想垄断这些活。队长被搅得没办法，找我商量。我说：“我不管，给谁干，都是给我钱，何必争来闹去的。”结果人家搭帮人多，我们人少就受欺负了。我很生气，就对我哥说：“不行咱就自己干！”当时别的生产队包工头儿发不出来钱，不是说挣不到钱，而是包工头儿挣了钱不给民工发。我这边呢，按月发钱，信用好，那时候小工一天1.72元，大工2.42元，我从来不拖欠民工的一天的工资。一些人就拿着点心啊什么的来找我，想进我们队里干活。这样我的队伍急剧壮大，最多时，队里有400多人。一时间，八所的基建工程几乎全部让我包了。到1981年，母亲却说什么也不叫我干了。记者：当时你一月多少钱？卢安斌：没算过。到了年底，才知道自己一年挣了几十万元。三年下来，我的存款已经到90多万了。那是81年，我们一个生产队当时都没有1万元，我就有几十万元了。记者：了不起呀。你已不是万元户了，而是近百万元户了。这些钱是你辛苦赚来的，又不是偷来抢来的，你母亲为啥不让干呢？卢安斌：我母亲是沈阳人，大户人家出身，我外曾祖父给党国张作霖当过卫队长。听我姥爷说，他的曾祖父给多尔衮当过管家，他妻子是正黄旗人。解放初，“打土豪分田地”给母亲留下了阴影，所以，我吃不上饭可以要饭，但是我一有钱，我妈就害怕，说什么也不让我干。当时我算了一笔账，一个农民一生3万元就够了，我有90万元，可以过得舒舒服服的，就决定不干了。那几年整天没什么事，看电影。时间长了就感觉无聊，1984年想找点事干，就包了十所（中航第一飞机研究设计院）的一项工程，估计能赚40多万，但仅购置设备就得摊40万，那就等于白干了，光赚了些设备。但架势已经拉开了，还去大兴安岭拉来了6车皮木材、钢材等，可又觉得干着没意思了，乡长知道后，叫我把工程让给乡政府，政府派我去培训。我说可以，但是乡政府建筑公司又不敢接手，因为他们只包工不包料。后来，有个外地建筑公司把这个工程接走了。工程虽然没赚钱，可我把买来的钢材、木材处理了，赚了将近20万元。记者：这么说，你在这项工程上没有继续走下去，除了不太赚钱，可能还与你母亲有关系。因为，她老人家是受过风雨吹打、谨慎知足的人。后来你又干什么去了？卢安斌：乡上没有干成活，但兑现了给我的承诺，让我在1985年3月进西安农校培训班。培训期满，1985年年底，我担任乡建筑公司经理。我去之前，工人都不愿意上班，因为这个公司有两年没发过工资了。我到那儿以后，我就拿出自己的钱垫下，把所有两年欠下的工资都补发。我很快承包了西飞挤压厂基础建设工程。建挤压厂时，我下的啥势？！当时包工包料，把我原来建筑队上的设备全部用上，我带四十个人，农历12月21号进去，到过年都没休息，一直干了40天，正月20多号才撤出来。当时钢材、木材把我们建筑公司堆满了，一些领导这想要那想要，我谁要都不给，得罪了一圈人，所以到1986年下半年，有人告状。上面开始查账。查来查去也查不出问题，倒是欠了我不少。这时，乡上就动员我出去上学。1987年，上边宣布我挂职学习。我前脚走,后脚就宣布免掉我的经理职务。我对上学很满意，我前半辈子没学到，现在能叫我学习，能有这个机会，很好。在西北建筑工程学院上了一年，拿了个上岗证回来了，上面就把我放到阎良企业办，给了个副主任的名分。1988年8月又被分到农兴村村委。记者：这些事都是你到农兴村前的经历。你在青年时期有这么多经历，对你之后做农村工作有什么影响？卢安斌：我小时候没上过学，受过苦。但是，我对社会认识更多的是要创造财富。自己花不了几个钱，最多不过一日三餐。要说干点事，还是要给大家干，要让大家都富起来。同时慢慢地感觉到知识的重要了。因为我在整个过程中，搞基建啊，图纸啥的我都看不懂，都要别人帮忙。所以，在这段时期里，也成为我学习的过程。记者：经历使你感觉到钱不可少，但是使你更多的认识到，大家都要有钱是你最想做的事情。卢安斌：我真是这样想的。记者：由于家庭历史原因，老太太觉得你有钱她就害怕，这些都对你也有些影响，1988年开始到村上了，回来后有啥想法？卢安斌：就想把村里企业抓起来，让大家都富起来，有了这个想法，就开始抓企业，给村上成立了胶塑厂。在办厂的过程中，用的都是村上人，随后在村上成立了企业办，我任企业办主任。我是1992年入的党。从1982年到1992年，村上十年间没发展过一个新党员。我1990年提交入党申请，1992年转正。当年10月份换届选举，支部选举我高票当选，我的票数跟别人的票数差31票，遥遥领先。我自认为我就是书记了，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没能当选。结果乡党委就任命了个本村的同志做支部书记，。这个人上台后，工作开展不顺利。后来他就来找我想办法。我就给他说，写个安民告示，就两句话，一个是“充分放权，发扬民主”，第二个是“高度集权，发展经济。”目的是把大家凝聚起来，让村干部树立走向市场的意识。但是他没听我的，到1993年3月，工作就开展不下去了。这时候我去了陕北，村上的事也不想干了，准备大干一场。村干部工作开展不了，告状的人接二连三围着区委、区政府。为此，上边把阎良区的班子重新进行调整。阎良区新任领导知道我在村上有一定的号召力，就托人把我从陕北找回来了。领导问我能不能当村支部书记。我说能。问我能不能把上访问题解决了？我说能，只要上头不干预。又问我能不能把老百姓安顿好？我说能。当时群众和各组干部之间闹矛盾，主要是驻区一企业征了渠湾40亩地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党委会开会定下来让我当村党支部书记。“以身作则，超前计划，扎实工作”，当时我在本子上就写了这么几句话，做的第一件事召开全体干部会，逐个生产队排队解决问题，问题解决了，民怨就消了。稳定大家后，又提了几个口号：“跑步到位抢占有利地形，带领大家勇闯市场。”当时，农兴村有七个自然村，各村的老组长问题比较多，村里情况比较复杂，好多组都是各自为政。我当时开两委会，就定下上边那个思路，并向村干部提出“不换脑袋就换人”的要求，各组组长都说行。我让他们“立标管理，就地宣誓”，让各组长说出在三年内，能给群众干些啥，而且这话要当着群众说，当着领导说，说不清的，就换人，我连着换了四个。我记得对以前的一个副主任免职时，这个副主任是选出来的，我无权免，我说但是我可以停止你工作。这个副主任也干了十几年了，原来是渠湾的组长。我上来后，他觉着为啥让我做书记不让他做？心气不顺。以前党委书记就让他做党支部书记，结果一查，他不是党员。 记者：农村还有这种事情，真是不可思议。说小了，这是不懂常识。说大了，这是违反组织原则。不过这件事，使我想起某媒体上一则消息，说是在湖南某县选人大代表，有人拿钱买选票，结果被群众举报出来了，当事人不仅没当上代表，还受到纪律处分。最近还听说一些农村选村干部，有人用十数万、数十万元拉选票竞选村长，把村里闹得乌烟瘴气。有的村民愤懑地说，拿钱铺路当村长没个好。羊毛出在羊身上，到头来，人家当了干部能吃亏吗？说到这里，我顺便插了一句，咱们继续聊。卢安斌：之后我就想出了几个经济发展思路，又对干部进行了调整，各组的局面基本稳定了，干部队伍的战斗力加强了。从1993年到1998年五年间，每年催粮要款、计划修路等上面交代的任务，都顺顺利利完成了。1998年我们开始进入市场了，首先建了小郭蔬菜瓜果批发市场。记者：你们当时怎么就有了这个想法？你们的意识还是蛮超前的？建的时候有难度吗？卢安斌：有呀，难度还不小呢。现在小郭蔬菜瓜果批发市场那块地，原先都是老百姓自己的地了，尽管是一片不咋样的果园，但毕竟是村民个人的地。首先就要把果园砍了，再就是把地收回来。当时村委会资金很短缺，我自己就拿出五万元，把48亩地收回来，又拿了18万元给搞市场施工的建筑队，这些都是我自己的钱，但还不够。后来我又贷款60万元，是以妻子的名义贷，我做担保。贷款时，妻子埋怨说，人家都是挣钱，咱们是往外贴钱，干那事谝啊。个别老百姓也不太理解，说我是胡闹呢。记者：老婆抱怨你，你就不生气？卢安斌：咋不生气。老婆说的也对，但我脑子也没被驴踢了。我不这样豁出来整，以后谁还跟着村干部干呢？村上的事情怎么能推得前去？我总不能让那块地精光光撂荒了。为了大伙发展，咱还得给老婆说好话，让她心里不要拧疙瘩。 记者：你当时是怎么统一村民思想的？听说你当时说服村民时讲过这样一句话“市场是早上开门，下午就能收钱；种地是一年忙活， 到年底才能收钱？”卢安斌：当时村干部谁去小郭村做工作，村民都不认。我就召开村民大会，一一给大家解释开发小郭蔬菜瓜果批发市场的好处。有的村民问我，建了批发市场，村民地没有了咋办。地是村民的命根子，祖宗八辈都靠地养活。现在为建市场，喀嚓一下地没有了，村民心里咋能不发慌。可我们村在城乡结合部，城市发展快得跟疯了似的，眼睛瞅着村上的土地一天天在萎缩。就凭现在村上这点地，村民谁不担心往后的日子，咱当干部的就得想办法。要不然，村民选我们当干部弄啥呢？我当时答复得很明确。我说，“你要地，村上可以把地还给你，但市场有收益了，你不能参加分配。”通过给大家算账，讲效益，把村民思想拢在一起了。当初那些挡路、挡车、撵建筑队走的也都很快平息了，市场在短短的四个月就建成了。1999年，市场建成那年，村上就收益57万元。如果加上村民自己门面房的租赁收入等，总共能收入200万元左右。这时村民一下子转变了观念，都说我“那人”就是不一样。记者：现在批发市场有收益了，皆大欢喜，假若失败了，你就不怕担风险吗？卢安斌：这事我也考虑过，甚至晚上睡不着觉。我在想，市场的事情就算干失塌了，我想干的事情干了，我不遗憾。关键是，大家都知道我建批发市场，是为了村民，不是为我个人发财。人，只要心正，胆就大，天塌下来也不怕。记者：（笑）对！有道理。卢安斌：到了2000年，大家有了钱了，就要生活上档次才行。我算了村民的基本收入：小郭村人均收入达到一万元。全国大康水平才是3800元。小郭村的生活已经很好了，所以我提出来建新村，首先规划从建设小郭新村开始。记者：建设新农村，实现农村都市化，这是国家解决三农问题中的一项重要任务，你的这种思路很合时代节拍。卢安斌：为了改善村民的居住环境，我在党委会、村委会上给大家说，抓发展，抓民生，提出的口号是“农村城市化，居住园林化，管理科学化，经营市场化”，两委会都很赞成这个“四化”口号。干部思想一致后，我们于2000年开始调整土地。调整土地时也遇到一些阻力。当时村上有个姓苏的人出来阻拦，苏姓是大户，身后有一大帮人，在村上是个很有影响的人。我就去找他，跟他说，抢占有利地形，必须腾出农家宅基地。“拆旧村，建新村，”使我们的居住上档次。由于有前面建批发市场的例子摆着，村民的思想工作就好做些。用了三年多时间，到2004年，小郭新村基本成型。这期间，公建部分：如供排水、宽带、水电路、暖气等投资非常大。这些钱不可能让老百姓掏自己腰包，村委会也不能向老百姓要。我们就拿出15亩宅基地换取公建设施费用。公建部分建起来后，大家都很满意，就这样很快建成了100多户。到了2005年，开始拆小郭旧村，旧村的整体拆除我们是阎良区的第一家。把小郭村原来的村子全部拆完后，跟着村北头就盖起了门面房。很快我们这一块经济热起来了，一些开发商也都进来了。当时这种做法就是为了聚人气：“有人气，就有资金流，就有人才流，”这些年我们就是根据这种思路发展。几乎在建小郭新村的同时，建了渠湾商贸街，然后又建“西安建筑科技学院”。建西安建筑科技学院”是和其他单位合作的，我们以土地入股，每年分红。当时之所以与人合作建学校，主要是看上学生消费这一块，粗粗概算了一下：一个学生一年消费1万元，如果有5000个学生，就会带来5千万的资金流，这就会带动当地村民的经济收入。我们开发的原则是：哪个村的土地开发，收益就归哪个村。北朱村的土地，北朱村收益；渠湾村的土地，渠湾村收益。记者：这种开发模式不错，有利于调动村民积极性。由此看来，经过这些年开发，农兴村村民该是小福既康了。卢安斌：差不多吧，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不过树大招风，也惹了不少麻烦。例如查财务帐、被人告黑状等。原来有些村民骂我，现在也没人骂了。如今，我走到哪儿都和以前骂过我的人吃饭聊天，关系都很好了。现在村民村干部都说，“人家要弄的事，没有弄不成的，他确实给大家把实事办了”。记者：做了好事，要让村民理解，的确需要一个过程。可能这个过程很漫长，也很折磨人。但我相信，“修福果报”是必然的。 卢安斌：总体讲，这些成绩跟人家比起来，差距还是比较大的，但是在阎良来讲，我还是比较自豪的。改革开放后，社会上有相当一些人一夜暴富了，但那是个人的。我现在是给百姓办事，让老百姓的日子有了好转。现在我们村有的小组，天然气、自来水、暖气全部通上了，这在西安市也是很少见的。这些成绩，归结于我这个团队，归结于老百姓的支持。我们虽然知识水平有限，但是大家能拧成一股绳，心往一处想，就是很了不起的事情了。 记者：你觉得作为村干部，或者作为一个人来讲，要把事办成，一般都靠啥呢？对此你有啥想法？卢安斌：我认为要有一个核心：就是有这样一个团队，加上超前意识，还得有一个狠抓落实的态度。记者：这些年你一路走过来，心里是何感受，有过委屈吗？卢安斌：我是这样想的，委屈我确实委屈，多少次都想哭。但是，还是没有战胜我想为大家做些实实在在的事的决心，而且我每天走在这些熟悉的路上，对着这些路，这些树，这些房，我就有种自豪感。这种感觉，别人没办法代替我享受。尽管我没有做啥大事，但是小事我做得很成功。这种自我价值实现的感觉，我觉得不枉我把青春放在这儿了。我说过，我怨在农兴，功在农兴。我也说过：一个人一生能吃多少？能喝多少？只要干成一两件实实在在的事，就感觉满足了，记者：这一路走过来真不容易，现在也该放松一下了。除了工作，平时你有啥爱好？卢安斌：我没啥爱好。去年开始学写毛笔字。我原来就爱写字，小学时，喜欢写黑板报，学习也不错，字写得也不赖。现在没事的时候，还喜欢在地里除除草、剪剪树枝什么的，我还是爱务劳地里的东西，因为咱就是个农民。记者：接下来还有啥考虑？卢安斌：今年58了，吃穿应该不是啥问题了，说到这里，我多说一句，我家里人从来不挥霍，儿子当兵回来还存了几千元，姑娘上学每月只花200多块钱，我这两个孩子都很不错，很争气，现在他们也都参加工作了。村上的事情也都顺顺当当的，你说我还会有啥事呢？记者：（笑）走过了风风雨雨，也有好多值得骄傲的地方。你觉得，人这一生咋活比较好？卢安斌：我想就是要让自己充充实实，荣辱不惊。咱不图官多大，钱多多，只要我做些对得起老百姓，对得起自己的事就行了。我现在心里很坦然。人过得要明白。关于吃我不过多的考虑，媳妇有门面房，儿女都有工作，我只是想把我的工作干好。我感觉我不累，为啥呢？因为我对各组的事不过分干预，各组的事情各组弄清。我这个人的性格，就是要把干的事一定要做成。1996年，农兴学校教室塌了，要重新建。我把图纸一看，建！没有钱，我就把自己的轿车卖了。我从小没念到书，对上学还留着遗憾。所以，对学校的事，毫不吝啬。现在农兴小学房盖了，暖气都通上了，让娃娃有个舒适的环境学习。全区我们农兴小学，实现电教、微机一体化是最早的。记者：学校、孩子是祖国发展的未来。卢安斌：中国的问题是农民的教育问题，这是个艰巨而漫长的任务。我对农村这块还是有点看法，第一，一些人提出农村自治。自治啥？村民有啥权力，一动就可能违反政策了，这是很矛盾的。第二个关于选举，真正想干事的就干不成了。三年一选，还没干，就到换届了。农村干部不好当，家族势力很复杂，要一一摆平，也很不容易。当然这些都是我个人的看法，说得不一定对。记者：对于你退休的事情，你现在考虑过没有？卢安斌：顺其自然，没有啥多考虑的。原先有一些大学生回来，但是没多久就走了。他们认为在外面阳光一些。关于这个我已经做了很多工作，包括这一次选举，我也告诉大家要物色年轻人，叫有文化又年轻的人干。谁能接我的班，我马上就让位。可眼下还是放不下，对现有的干部还需要多培养，多看看才行。但我相信，农兴村这副担子，最终要靠他们挑。我也坚信，他们一定会比我干得更好。因为，社会是在不断进步的呀。记者：你这个人思路不少，是个很有想法和魄力的人。希望你们农兴村在奔小康的道路上越走越宽广，也祝你健康。今天就聊到此。谢谢。[此贴被大荆山报于2012-7-5 8:39:22编辑过] 
登录/注册后可查看大图 
登录/注册后可查看大图
|
|
|
|
|
|
在一起就一定是恋人，不是恋人就一定不能在一起。<;br>;
|
帖子已过去太久远了，不再提供回复功能，请勿尝试回复！！
""
.jpg)
.jpg)
.jpg)
.jpg)
.jpg)
.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