拨亮宝莲灯的灵光
——序雷乐长长篇叙事诗《宝莲灯》
方 越
从高空俯瞰秦岭东端之山，奇峰峭壁，险峻瓣列的山峰，酷似莲花朵朵，“花”与“华”通假，故名“华山”，是中华著名“五岳”之“西岳”。是华夏文化之根。西岳出浮云，造化生巨灵。我们祖先伦凭纵横山岳的气魄和浪漫无垠的想象力，将山势莲花，幻化为“宝莲灯”，创造了诸多《宝莲灯》的美丽传说和神话故事。这些依华山之势而创造的旷世神话，寄托了
人 们对自然力、神力和人类自身力的多么丰富、奇特、玄妙的想象；寄托了人们多少褒扬正义、战胜邪恶，向往平等、自由、光明，诅咒不公、专制、黑暗的精神理想。
《劈山救母》（又名《劈华山》京剧名《宝莲灯》）就是其中一个流传最广、影响较大的神话故事。华山上刀劈斧削的壁立千仞的莲峰，还有锈迹斑斑的神斧，山下建有“嶽莲灵澍”的圣母殿，绘有详细的故事情节，供人们观览、想象、体味。当代人建造的“宝莲灯”巨雕，寄托着人们对华山精神的崇拜。华山因此而有了中华民族的人格品性。
山因神话故事，而更为壮丽、神秘、灏翰；神话因山而更显真实、传奇而慑人魂魄。
一座华山，一盏宝莲灯，不仅连结着天上、人间、神界、仙界、人界与鬼界；而且连缀起哲学、宗教、文学、历史与现实……华山与神话融为一体，成为一个承载世道人心，蕴藏天地人合的哲学、人文价值的巨大存在，成为中华民族精神世界的一个博大精深的缩影。走进华山，重温《宝莲灯》的神话故事，想象这神灯竟是若大华山之精魂，是华山之神韵，是华山之赐予人间的万家灯火，是华山象征的民间正义力量的华灯，是中华民族理想、信念、道德、情操的耿耿明灯，是中华文化中关于人性、爱情、宗教、博爱、关怀和善良等人文价值的光辉景观。
《宝莲灯》神话在天下悠久地广泛流传，传播的本质是华山之魂。作家金庸与中国文化人在华山“论剑”，其实不如在华山论“灯”——“宝莲灯”。金庸笔下的“剑”力，远远赶不上“宝莲灯”的神力。
陕西著名诗人雷乐长，以对经典传承与创新的叙事与表达，选择了重述神话，再度创作的文学路子，以古体诗词与民歌相融合的诗句，创作了长篇叙事诗歌《宝莲灯》，以“华山论灯”的文学气势，改写《宝莲灯》，再造新《宝莲灯》，来表达从古到今人们对华山之魂的感悟与思考，表达对人性与“天规”、人性与自然、人性与神性、人的命运轨迹、情感理念、价值追求以及人类历史、现实与未来等问题的深层次沉思与关切。长达4000多行的鸿篇巨制，重塑了华山的自然景观神奇和“宝莲灯”故事的人文光辉。以他的人生体验与时代精神的合力，拨亮嶽莲之灯的灵光。
雷乐长创作的新《宝莲灯》，不是对流传至今的神话故事进行细枝末节式的改写，而是倾力创作新的神话作品。首先建构了宏大的新背景，讲述了几个新故事，塑造了几个新人物，扩充了神话的时空，突破了原有《宝莲灯》的框架与模式。故事更为震撼人心：“三圣母”杨婵及其母、其子三代叛逆，与天庭玉帝、王母及所执的“天规”之间，展开了复杂曲折的冲突，经过反反复复斗争，玉帝、王母以“人神不能通婚”的“天规”，将杨婵压在华山之下长达16年，逼杨婵从“神”变成了“绿毛鬼”。杨婵与凡人刘彦昌所生儿子沉香，被灵芝救出后，在华山神和众多神仙帮助下，与维护“天规”的杨二郎拼杀，借助宝莲灯神灵，劈山救母，终让杨婵从“鬼”再度变成“人”。让“人”再度变成“神”——“神”变“鬼”——“鬼”变“人”的曲折离奇的过程，更加惊心动魄。杨婵母子终以真诚的爱情、母子之情以及杨婵与灵芝的姐妹情，战胜了扭曲、压迫、残害人性的“天规”，母子、夫妻终于团圆。经过顽强执着的斗争和雄辩的说理斗争，教育了玉帝、王母，宣告废除了“人神不能通婚”的“天规”，实现了“天人合一”的和谐。
神话人物更为丰富多彩，丰满动人。为了凸现华山精魂与“宝莲灯”的神奇魅力，作者创造了“华山神”白帝的新形象，让他与杨婵一起以“宝莲灯”除妖祛害，驱瘟消难，治水赈灾，造福一方百姓；他几次保护“三圣母”杨婵，并支持”三圣母“与凡人刘彦昌成婚；他尽力帮助沉香，点教哲理，指引劈山救母；让华山神成为助人成功的英雄之神，普救苍生的正义之神，指点迷津的智慧之神，博爱无垠的圣爱之神。为了深化主题，作者展开诗人大胆联想和丰富想象力，将人们谙熟的《西游记》、《天仙配》、《牛郎织女》、《八仙过海》、《聊斋》等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及其历史演义故事，整合、嫁接、再造，在人神相助、相斗的故事里，纠缠着人与妖、神与妖的斗争故事，揉合成一个具有现实文化含义的全新故事，再造了华山神、杨母、孙悟空、老龙王、老槐仙、吕洞宾、玉面狐等鲜活的艺术形象，从而强化了神话故事人物的艺术性与美学价值。
雷乐长的新《宝莲灯》着力于挖掘传统神话的文化与人文底蕴，将神话人物命运的遭际、抗争与挚爱的精神追求，与现实生活中人们的命运遭际、奋争与心理需求，相通融合，以更博大的人文情怀和文化视野，在扩大故事容量、塑造栩栩如生人物的基础上，开掘和提升了神话的主题。将“三圣母“杨婵母子三代叛逆、反抗“天规”的斗争，升华到人与自然、人与“神”、人与“天规”冲突的哲学意义与理性思考的高度，表达了人类共同的命运、生存状态、生命价值、情感理想等问题，在更高层次和更深思想维度上，阐释了神话表达的人类社会理想与社会和谐的理念。雷乐长以他70多年曲折跌宕的人生阅历和文学艺术功力，给神话《宝莲灯》注入了对人生、社会、历史与时代的新思考，熔铸出一个巨大而悠远的文化意象，拨亮《宝莲灯》之灵光，照彻了“人神相通”的路径，照亮了扶正祛邪、惩恶扬善的人间正道；同时，以光明之火焚毁了人神共愤的“天规”，实现了“天人合一”、“人神共赢”的大爱和谐。这一宏大主题，不言而喻，是时代精神与人类共同理想的映射。
在文学创作上，重述神话，再度创作，都映射着时代的精神，注入了作者独特的心灵、心血的创作与思考，因此而让神话在代代相传中，浓缩和隐含着历史的变迁与人类文明进步的追求。这是雷乐长新《宝莲灯》创作的出发点和归宿。有学者认为，中国文化多注重人与人关系的思考与表达，而关于人与神关系的典籍相对较少，因此而说，这是中国人缺少信仰和信仰不定的重要原因。雷乐长重述《宝莲灯》，拓展神话的文化与精神世界，在文化价值上尤显得珍贵而重要。不仅如此，我反复吟读新《宝莲灯》，强烈的感受到，雷乐长以诗人的胆识和想象，沿着“神”乃是自然力与人力共造的无时不在、无所不能、无难不克、法力无穷的伟力的象征，“人道”与“神道”相通的思路，将华山之险峻之山、英雄之山、爱情之山、道教之山的内蕴，与《宝莲灯》所象征的光明之山、正义之山、圣爱之山、胜利之山的精魂，融通一体，让“宝莲灯”所象征的人类理想的神明、神思、神通与神性，成为“嶽莲灵澍”，洒遍华山，象征华岳之本质精神。这样重述“山、灯、人”合铸的神话，也就重塑了华山之魂——这就是“天人和谐”之道。
新《宝莲灯》因此而成为撞开华山之门的力作，成为重新搭建神圣信仰与精神家园的力作。读《宝莲灯》我油然想到毛泽东的诗句：“山，刺破青天锷未残”的意境和意蕴。
雷乐长的新《宝莲灯》不仅是“日精月华育神灯”，而且是“嶽莲灵澍铸神灯”。历代无数文人朝华山而遐想思悠悠，魂魄荡荡，给华山留下了如山水林木一样多的文化宝藏；而雷乐长的新《宝莲灯》，吸纳这些山岳浩灏文化，独举“嶽莲灵澍”铸成的宝莲灯，将文化之剑的锋芒，直刺违悖、残害人性的“天规”，戳穿“天规”给人的爱情、自由、民生和处境造成的灾难与痛苦；从对欺压人的“天规”的深层批判，延伸出对人性的关切与救赎，从而唱响了社会需要大爱和谐的主旋律。人们不难联想，一些违悖人性的“天规”，曾经残害了多少人，让社会曾经斗得鸡飞狗跳的地步，废除这样的“天规”，是人心所向，是历史必然。新《宝莲灯》超越华山历史文化积淀，从而引伸、升华出《宝莲灯》这一鲜亮主题，应该说是华山历史文化的新亮点，也是陕西文学创作的“华山论灯”之亮点。
携雷乐长《宝莲灯》登岳感悟，或游山之后携《宝莲灯》回味华山之悟，一定会有“不思听松涛，无意数奇峰”之感。让宝莲灯灵光伴随人生，甚幸至哉！
2009年10月15日
方越 本名巨德印，陕西日报社专家组专家, 作家, 评论家, 有《生命之根》《圣爱歌 等著作. 陕西文化产业开发促进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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